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这里自古被誉为人间天堂城市，大家对于江南水乡文化一定充满了期待和向往之情，大家游历在苏州的古城中一定会有种梦回千年的错觉，下面给大家分享2017年苏州自驾游攻略。

古云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。几年前，我有幸在苏州待了一段时间，感受下江南的温婉贤淑。

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，每天吃过饭，会沿江走上一段路，江边是公园，有锻炼身体的老人，有学滑轮滑的小孩，有谈情说爱的情侣，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个飘逸衣服的美女，扶在栏杆上看江面沉思，她是来应景的吧，正如卞之琳《断章》里写道：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我住十七层，苏州城吴中区尽收眼底。我是北方人，比较爱吃面食类食物，有一次，一个人穿街走巷溜达，看到一个门牌上写着“朝鲜冷面”，我一阵惊喜，想起从前吃冷面，还是上学的时候了。

班里一位来自呼伦贝尔根河的女同学是朝鲜族，家在满归镇，据说距离祖国的最北——漠河仅仅一百多公里，班长也是来自呼伦贝尔的满洲里，满族，鲜族的班花做了班级书记。

可能是学习和学务工作，不知不觉促成了一对儿郎才女貌(我们那时候似乎班长和书记是制造找对象速成流水产品的最佳方式，大三时班里班干部换届，又组了一对儿，都是正儿八经的婚姻哦)，而那时候我无意中成为了这两位的灯泡(自认为跟班长过从甚密)，还有幸一起在内大的东门一家韩国冷面馆(朝鲜，韩国哪家是哪家?我只在意——面)吃过冷面(上学时候，这绝对是改善伙食的节奏)。

大葱蘸酱也是东北流行吃法，现在我也是欲罢不能的习惯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普通话流利些(我的老家方言是，平翘舌不分，前鼻音后鼻音不分)，和老班长一起的四年岁月是决然分不开的(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普通话是中国一流的标准，央视名嘴白岩松就是出自于这里，关键他们的方言就是普通话)。

所以，对于冷面那个味道念念不忘，小街道里的小吃还是全国各地，而这“朝鲜冷面”滋润了一个漂泊游子的胃，比起多年前在鄂尔多斯的饮食(死贵死贵的)，这里更多会有让人留恋的特别在于——食物实惠，花样还多。

清晨或日落时，雾霭升腾，少有北方的天高云淡，而江南的文淑也许正是这般——短裙，白嫩，长腿，不管是否时尚，男女都是裤管超短，有种灵与肉的惹眼——热啊。

傍晚，街边写着“盱眙龙虾”LED霓虹灯开始不停闪烁，大龙虾的店面到处都是，只是立着的字样不统一罢了。对我来说，从前在北方好传神的一种食物，没想到在这里成为可以随处都是的地摊货。

工作的地方，每天会跳晨舞，而我有点滑稽的跟着一起摇摆，那可能是我最觉尴尬难捱而不自然的深刻《给我几秒钟》。

一个带队户外拓展回来的小兄弟说，有机会带我去钓龙虾，用鸡肠子到臭水沟边吊，越是脏而浑浊的水沟里龙虾越多，虽然有一次我们在拓展训练营基地的水沟边没有钓到龙虾，但我的体验式已经让我对龙虾再没有了吃的胃口。

偶尔会去附近的水果超市买一些水果拎回单身公寓，坐在床上剥着吃，听一听运河传来的轮笛声，像蒙古长调一样悠远，这是最惬意的时候。

乘坐公交车，我只记住东吴塔这个站名的发音，当地的方言我属实听不懂，车厢里有些老人聊天或讲话，我都像在听天书，除了叽里呱啦，我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下一站的幸福，所以“交通基本靠走”是最理想最适合我的写照。

道听途说：苏南人瞧不起苏北地区的人。他们虽一个省，但还是会被区分的清楚。

过了昆山，就是上海，我觉得可能是搭了国际大都市上海的顺风车，很有范儿，有点目中无人的傲慢，就像有人说关中人皇城脚下的“贵族”一样，自以为十三朝古都，或多或少有点皇族血统，自信自傲，固执至大，走路都是横着走，当然也可能是谣传。

西安也多次去过，那是我见过最淳朴的一个城市，甚至黑车司机，小商贩，还有点上个世纪的那种传统招式——骗子都是带着土香味的朴素劲儿。但江南则不一样，吝啬还狡辩，他们的面子跟里子一样有个性，人情味不浓，利益感很强。

都觉得上海男人不爷们儿，有一次我的眼镜架鼻托上的那个小塑料托叶掉了，配一个两块，我想，这要是换做其他地方绝不会张口要钱了吧，可能是实用主义。

苏北人怒怼苏南人：“出口成章就一定比文盲更善良么，衣冠整洁就一定比粗鄙野蛮更高贵么，家财万贯就一定比家徒四壁更幸福么?”陡然觉得身为内蒙古人好有优越感和自豪感，上学时候我们说：东部区，西部区，东西部的内蒙人都是中国人，无差别。还是草原民族纯朴啊。

某天，到苏州站遇到两个问路的，几句简单英文对话知悉，他们是日本人，我以为日本人出来中国旅游的应该有钱吧，想象像中国的暴发户一样应该是胸前戴大金溜子一串，手上带着大金戒指——戴着宽沿的凉帽的父女俩，丝毫没有让我觉得有哪些厌恶感，还感觉很有亲和力。

我的大学时候跟同学(学小语种)学的几句日语居然也派上了用场，我连带比划的英语跟他们交流，并且告诉他们可以到自助服务机上购买车票(那时候，我买的非京沪线普通列车票需要在窗口上买)，结果不久俩人又来找我了：买不了。

我忘了他们非我国国民，身份证(或者不叫身份证吧，他们那个卡片我只认识“宫本”二字)自助机是用不了的。帮人帮到底，买了票，送他们进站，过程中我说了个大概意思是：我回我的家乡坐火车差不多需要450块人民币，你们去的地方只需要13块。

本来想是一个笑话来讲的，可能他们以为是我要小费，准备了500元死活要塞在我手里，还好，哥们儿不是那种见利忘义而做有损国格的事儿——我死活也没要，不知道他俩会不会纳闷。尴尬过后，我还想这小日本，我的既定思维里不是应该讨厌他们?甚至是仇视敌对他们?我怎么会那么善良的去帮他们呢?

这个高铁站也是相当的霸气威武。

这也让我想起2005年在济南火车站遇到的一个斯洛文尼亚人，窗口前叨叨半天，售票员也没明白这哥们儿要去哪儿。好吧，我上前：“hello,can I help you?”“where you will go?”神来之笔，帮他买完了车票。我用根本不熟练的英语和他对话，简单的不能再简单，还手舞足蹈，眼神也是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，但他似乎懂得我的善意，还一起吃了济南火车站附近的一家东北饺子。而印象深刻的那个服务生：“你跟外国人吃饭，还不多点点儿?”

“我请客!”她终于去下单了。

我把那哥们儿送上了车，车临开动我要下车时，他从他的米黄色大背包里翻，好容易拿出一个有些褶旧的钱包，给我一百斯洛文尼亚元，车开动了，来不及太多推搡，权当是纪念吧。我们的祖国和世界接轨，我们在和其他国家的人交往，语言就是一个工具，如果你掌握了一门或几门语言，那把握机遇的能力更强，机会显然更大，相当必要去学好一门外语，而且是有实际意义和实用价值的。

高中同学，阿杜，很歌手的阿杜，因为那时候阿杜的歌大街小巷火爆无敌，谁给冠名已无法考证了。高中毕业后我们没有了联系，一次电话里我一哥们说：“阿杜就在苏州!”

没得说，那个亲热劲跟上学时候不是一个数量级，可能都是在异乡，听着乡音，自来熟的好感水到渠成。

喝多了，“走，去木渎!那儿好玩的多去了!”

他还带了朋友做司机。

“有啥好玩的?大半夜了?!”我酒醉微醺，奇怪的问。

“去了就知道了!”